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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区分了伦理证成与道德证成，认为格里芬的人权证成路径是伦理证成（ethical justification）而非道德证成（moral justification）：伦理证成依赖于美好生活的观念，这种美好生活观念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普遍性。

据统计，当时仅国务院工作部门就有100个，人员编制达到5.1万人。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维度。

地市和县级机构也精简了20%以上，其中县级政府部门从40个左右减少到25个。其重点一是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既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强化公共服务职能。通过改革建构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契合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治理体系和制度机制，建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释放活力、保驾护航，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和基本经验。如此次改革组建了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等。1993年的机构改革即是按照职责分开和提升效能的要求，提出有利于加强党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方向，重点加强了党政机构服务经济、宏观管理和监管监督的职能。

系统协同，是指机构健全、机制完善、职能配套，机构之间有效联动、无缝对接、紧密相连，职能区分清晰明确，但机构之间又统分结合、相互支持、有主有次。特别是涉及机构设置变化和机构职能调整的单位部门，必须坚决服从中央、服从大局，讲政治、守规矩，确保机构、职能、编制等按要求全面及时调整到位，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拖延改革、不遗留问题。正是由于我国当代法律的教化特性，使马克思主义信仰、传统美德，以及现代法治精神能够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平稳转型，避免了西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因整全性价值秩序裂解导致的一系列恶果。

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于法律教化功能的见解与我国传统时代儒家的观点相去不远。这种分离性的视角忽视了我国法律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教化性质。敬德与敬天并行，并在法律制度领域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强调刑罚要以教育人民为主，以德治民。法律，尤其是现代法律，主要是对人的行为的外在规范。

尽管法律的内容可能与道德无直接关联，但一个法律体系若不打算在实施中掩饰或避免做出有可能违背多数人的道义标准的判决的话，其处境总是危险的。例如，吴经熊就曾指出：过分地吸收道德，反而会成为一不道德的法律，因为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而道德是自由的，是无强制性的。

如此可见，治理国家之法——洪范九畴为上天所赐，法律来自天，人类以天意为实施法律的终极依据，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我国传统典籍中处处可见，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承袭了上述理念的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代，自汉以后成为政治法律领域的主导思想。四、我国当代法律的教化性（一）当代法律教化属性的历史社会根源需要指出的是，不仅我国传统法律具有教化属性，我国当代法律，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同样具有教化属性，一方面是承袭了我国历史上的教化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党所展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建构。即便如此，吴经熊同样承认法律不能完全与道德相分离，如果法律中缺乏道德的内容，那么就不会得到人民的信从，会沦为彻底的暴力统治工具。

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有学者就认为，将法律当作信仰的对象，与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原则相背离，法治化进程并不是将法律神圣化的过程，反倒是解神圣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反倒体现了中国法理学中的独断论思维。自笛卡尔以来，一种强调区分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逐渐占据上风，这种思维模式不仅造成了西方近代以来政教分离的传统，也造成了道德与法律的日趋分离。如马丁 ? 路德就认为，法律在世俗用途（civiluse）和神学用途（theologicaluse）之外，还有一种教化用途（pedagogical use），即教育那些有信的人——他们已经准备好忏悔并且不需要被强制服从——懂得神对他们的要求，并因此把他们引导向美德。

有学者认为，伯尔曼眼中西方法治危机的根源在于西方基督教整全性观念秩序的崩塌，以及宗教与法律、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导致的法律的技术化。2018 年 3 月，十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 39 条修正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

事实上，这种教化型的法律融天理、人情与国法为一体，兼顾平衡了地方与中央、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利益，造就了我国传统时代的超稳定秩序。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

道德对人性提出了高的要求，并非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完全实现，但这些高的标准起到一种范导作用，指引着人们走向善好的生活。再次，法律信仰虽然是一种信仰，但不是与理性对立的启示性信仰，而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信仰。其次，儒家追求的外王不只是以法的方式构建一个和平的秩序，更在于建设一个道德的世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也非常积极地通过行政立法推进这一目的，大量地方规章将与丧葬有关的民俗活动认定为迷信活动，加以严格的规制，尽管有可能在法律上无直接依据，只是出于移风易俗这一纯粹的教化目的。最后，相关的研究者们都参考和借鉴了伯尔曼有关法律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同时都认识到我国历史上并没有西方的那种宗教传统，没有必要在当代重建这样一种宗教，所以我国学者所说的法律信仰是一种对法律的非宗教性的道德支撑，在性质上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中的那种信仰。在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西方法治体系中，法律父爱主义只是次要与偶发的，而我国法律透露出的教化属性是普遍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特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样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与道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微妙关系为法律的教化提供了可能。

我国传统法律的教化属性使那些仅从形式主义理性观出发的学者认为，这种主张实质理性的法律传统是一种前现代的卡迪司法，容易导致人治与腐败。康德的这一理论开启了近代法律实证主义的大门，对近代以来西方的法律思想与制度有着深远影响。

此外，法律移植论蕴含了一种理性建构主义的法律观，就此点而言，法律信仰论者在方法论乃至价值观立场方面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们相去不远。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故加外力或其他强制力，去强制实施一切道德上的义务，结果等于把道德变质了……法律若成为强制实施道德的工具，而变成道德的奴隶的话，这更是不道德。作为一种原始社会祭神祈福宗教仪式的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与法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准乎礼的伦理化法律制度与实践。就这种附会中的不恰当之处，反法律信仰论者作出了批评。（四）中国传统时代教化的特征大体而言，我国法律传统中的教化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德法关系上，以德为本，以法为用，正如朱熹在对《论语》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解释中指出：愚谓政者，为治之具。

上述规定不仅保护个体的自治及阻止侵害的发生，而且限制或者教育人们不要参与那些为共同善所否定的、会导致自己或者他人道德损害的行为。进入新时代之后，司法机关更加注重司法的教化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6 年 3 月、2016 年 8 月、2020 年 5 月、2022 年 2 月四次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涉及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环境公益等多个方面，以释法说理的方式弘扬了社会正能量，有极强的价值宣示与教化作用。

以法律信仰为题的专门研究出现得稍晚。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

《抚顺市殡葬管理条例》第 14 条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被当作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吹喇叭、放鞭炮当作迷信行为加以禁止。（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教化与西方社会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传统更加重视法律的教化作用，伯尔曼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社会在法律上人的性质上的差异性。

在英国学者葛拉姆看来：自由的社会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和自律的领域，基本上只有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生命中的‘应然。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时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危机感，一方面是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自由度变大导致的短期治安情况恶化。只不过当时有关法律信仰的研究尚属初步，有关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探讨稍显粗疏。

我国《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表述，《宪法》第 14 条中关于厉行节约的规定，第 24 条精神文明建设条款，第 42 条中劳动者应具有主人翁态度的规定，第 46 条中培养青少年儿童品德的规定等，都是明证。就前一方面而言，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注重法律与教化的关系，他认为立法的目的是造就能够实现城邦善的人，法律本身兼具规诫和教化两种功能，在规范人的行为之外还能培育人的美德与善良风俗，而且只有通过教化，法律才能深入人心，最终发挥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英烈的人格利益加以特别保护。其次，从历史、对象与主观条件三方面全面探讨了法律信仰，认为就历史角度来说，法律信仰可分为习惯法律信仰、宗教法律信仰，以及当代的世俗法律信仰，而当代的世俗法律被信仰，必须具有科学性、正义性与效益性三方面因素，守法主体之所以信仰法律，则需要具备利益感受、价值认同，以及法律信念等三方面主观条件。

就此，守法问题就因为涉及动机具有道德属性，所以在道德与法治的关系上，我们党认为应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为学术概念的法律信仰在今日已进入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